坚持了两年之久的德亚集团无功而返。
以文化产业投资为例，适应广大城乡居民的文化需求，投资于有市场的文化产品，未来 5年左右有可能使我国文化增加值占GDP比重实现倍增，即由目前的3%提高到6%左右。与加快社会体制改革有机结合，通过3—5年的努力，把部分政府职能交给社会组织和社区自治组织，实现创新社会管理的新突破。
实现这一目标是个大战略，意味着消费主体的形成与稳定，利益关系调整的新突破，走向共同富裕的大趋势，橄榄形社会结构的初步形成。3—5年内实现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户籍制度基本放开，东部沿海城市可以率先推进。着力推进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未来5—10年，由于有着城镇化释放的巨大内需潜力，有着转型与改革的巨大空间，我国将仍然具有许多国家难以比拟的突出优势以及由此形成的重要战略机遇。用5年左右时间，形成人口城镇化的制度框架。以权力运行公开透明为目标实现政府限权。
四是尽快将国有资本纳入全口径财政预算体系。以制度公平为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所以，第一腐败的面积很大，到处都是政府在控制，只要有政府官员就可能出现腐败。
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均收入和劳动成本都比发达国家低很多。时代周报：经济这样迅速的增长，对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邓钢：对社会的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城市化了。像新加坡、韩国，以及蒋经国治理的台湾地区，都没有出现大面积的腐败，为什么呢？私有制、股份公司，政府控制不了多少资源，都是清水衙门，没地方去弄钱啊。你的研究中提到，晚清和民国的腐败并不严重，那么与此相比，现在中国的腐败有哪些不同和危害呢？邓钢：晚清和民国有一个和腐败抗衡的机制就是私人企业，私人占有权。
肃清腐败，这可能一两代人才能做完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变化在政治上影响非常非常深远。
再一个是深度很深，就是说各个层面的官员都可以来捞一把，层层都有权力，可以变成金钱的利益、物质的利益。吸收的党员和各级干部与老百姓的距离不是很远了。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的经济转型到了一个关键时点。中国的进步和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地投入廉价劳动力。
所以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人口在增加，而工业就业人口封顶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必须对垄断有所管束。政府把工业品定价很高，保证GDP老在增长，其实是人为的，因为就业并没有出现结构性的变化。反腐最简单的就是放弃国家垄断，人人都持股，打击寡头垄断，防止资本高度集中。
时代周报：的确，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价值观问题就是：经济发展是否等于经济成功，国家就成为强国，人们的生活就幸福了？邓钢：应该说经济发展、经济成功是国家成为强国的一个基础。时代周报：把中国过去30年快速的经济增长放到长时段的中国历史中看，该如何评价？邓钢：中国近两百年来都是处在动荡变化之中的，但变化总不是那么让人满意。
在他看来，中国政治、经济转型的关键都是要解决资源垄断、产权制度问题。那么是不是不民主就一定腐败？不一定。
过去中国的传统是不与民争利，让老百姓先富起来。时代周报：就是说产权非常重要，特别是私有产权。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今天的中国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会往哪儿去？伦敦经济学院的邓钢教授是经济史研究专家，一直在做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的研究，近期出版了新书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in Modern Times：Changes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1800-2000（《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体系：变化及其后果（1800-2000）》），系统梳理了中国200年的政治经济变化。清朝时期，国家仅仅控制GDP的1%左右，现在中国政府控制了30%-40%。像香港和新加坡，也不是一下子就很清廉的，他们也花了一代人时间肃清腐败，这可能一两代人才能做完的。
时代周报：经济这样迅速的增长，对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邓钢：对社会的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城市化了。他们的理念已经现代了，已经不是过去那些三八式干部：我是来坐江山的，要维持领导的权力，等等。
以前那些战争的功臣，老百姓很难理解他们，因为这些人是完全从不同背景出来的。因为是垄断企业在西方口碑很糟，一般跟腐败、跟经济不发达、跟暗箱操作、跟游戏犯规都有关系的，西方非常忌讳垄断。
能源、交通、通讯、地产，都由政府包办，未来中国很可能在这些问题上遇到一些麻烦，引起民众的不满。吸收的党员和各级干部与老百姓的距离不是很远了。
我想中国这么大，可以划一个区域生产船舶，划一个区域发展微电子，可以多元化发展。垄断是对内对外都不利，而且违背了开放经济的初衷。清朝时期，国家仅仅控制GDP的1%左右，现在中国政府控制了30%-40%。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的经济转型到了一个关键时点。
本报记者专访了邓钢教授，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解读今天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及可能的趋势。几次宪法的修订、党章的修订，已经把党的任务转到发展经济上来了，执政党的主要任务不是夺取政权，不是革命，而是要让老百姓在经济上要有好处，能看见的好处。
而这次（1979年之后）比上次好得多，因为上次才十年，这次一下子发展了三十多年。在历史上来看，一旦前者超过后者，一般来说不会发生倒退了，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化只能往前走了，已经退不回去了。
政治方面，过去的中国领导者、政策制定者，那些计划经济的决策人，基本都算共产党的革命干部，这些人不够专业，虽然有热情，但不够专业，挺难为他们-让他们脱了军装管理国家。我明显感觉人民没有安全感，吃东西可能就中毒，空气污染很厉害，公共交通又那么挤，开车又堵车，自来水很多城市不能随便喝，其实说白了，这种不安全感就是不幸福感。
改革开放以后，直接的问题就是谁占有这些资源？全民所有制本身就有很多问题，并不是真正的全民所有，而是企业领导所有，是国家所有，但国家和全民不是同义词，当国家和官员少数人控制了这么多资源的时候，这种腐败程度当然就不一样了。那么是不是不民主就一定腐败？不一定。反腐最简单的就是放弃国家垄断，人人都持股，打击寡头垄断，防止资本高度集中。而官方资料和统计数字说工业增长是一直进行的，这就说明了，当时中国工业产值变化是靠剪刀差获得的。
现在这一两代国家领导人，都受过非常良好的高等教育。但能维持多久，就看中国自己，若只生产低端的服装玩具，早晚会被别的国家超过，因为有能力生产这些东西的国家太多了，只能往前升级。
所以我们看到，经济成功了不等于人民就幸福了，这个等号现在在中国肯定不能画的。这是非常大的变化，这是生活方式现代化的一个象征。
在他看来，中国政治、经济转型的关键都是要解决资源垄断、产权制度问题。时代周报：把中国过去30年快速的经济增长放到长时段的中国历史中看，该如何评价？邓钢：中国近两百年来都是处在动荡变化之中的，但变化总不是那么让人满意。